二十 听出端倪 (第2/2页)

旬老安慰道：“好呀，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女儿也心安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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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谢谢您，今天耽误您的时间了。”余又朵很礼貌、客气地说道。

余又朵走访旬老后，回去马上翻开了父亲的病例。她看见父亲的出院记录上的两种笔迹让她愈发好奇，尤其是添加的部分“私自”，“住院期间精神木呆、寡言少语、低头静坐、性格孤僻”。

入院病例上的联系人是佟冬灰，她找了个熟人联系佟冬灰。可是令她非常意外的是：佟冬灰竟然告诉她的熟人，他是后来调动统战部的，并不熟悉余又朵的父亲。他现在常住深圳，不方便联系他。病例上明明写着佟冬灰的名字，他为什么要否认？

当年父亲意外发生后，她受了很大刺激，虽然很多事情不记得，但是依旧记得佟冬灰是代表单位负责处理她父亲意外事件的人，他怎么会不熟悉？她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她不知道的情况。

她又赶到三姐家，反馈这个问题。三姐说：“我也觉得里面有些问题，我也有困惑。爸爸儿女心其实真没有那么重，应该不会大清早去找大姐，爸爸的意外，对我来说也一直是迷。”

三姐继续叹气说：“哎，我经常想是否有个事情让爸爸的事弄个水落石出？就像那个操场杀人案，二十年后真相大白。可是等了三十年了，爸爸的事也没有新的变化。所以这次你写爸爸，我有点支持，也希望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？逃避不是办法。”biqμgètν

“当年公安不是介入了吗？说那天晚上突然失火与爸爸没有关系吗？”

三姐说：“说是没有关系。”

“那肯定不是他杀，这个要相信公安。爸爸那天早上到底为什么出院？”余又朵又习惯性的摇摇头：“总觉得哪里不对。”

三姐说：“我也觉得哪里不对，我觉得那个佟冬灰后来都有意避开我。有次偶遇，他眼神怪怪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有隐情？我觉得不是他杀，那可能就与工作有关。但是，爸爸在家从不对我们说他工作中的事情，我们也没有证据，无从下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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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你以前怎么不说？”余又朵皱眉问道。

“不是怕你难过吗？再说当年你又不在家，给你说你能怎么办？我们也没有能力和精力，所以就想算了。还是那句话：我们活得好是爸爸最大的安慰。”

余又朵看着柔软的三姐，无奈地说：“我没有责怪的意思，就是让你想想当年的事。”

余又朵想起来她的学生小叶的一句话：“单位的司机应该了解很多事情，你一定要找到司机。”

在电话联系后的第二天，余又朵就见到了当年的统战部司机。在余又朵意识中单位的司机都是有些世故的，不会说真话的。令余又朵很欣慰的是：这个司机马国栋看起来就是很朴实、善良、真诚的人，一点没有圆滑世故的感觉。

马师傅已经退休很多年了，余又朵没有想到这次见面他还带了他写的书面材料。余又朵看到材料，眼泪一下子掉下来了，内容是：“回忆已故好领导余国理同志：

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余书记在新封公社担任副书记期间，有两次他带领公社干部到我所在的生产队进行生产检查。生产队老百姓开玩笑说：“余书记，你来帮我们插秧呀”。他二话不说：“好，帮你们插秧。”他脱下鞋袜就下地插秧了，他不但插的标准，而且插的还快。

还有一次，他也是带公社干部到我们生产队了解、检查生产情况。看到一位年长的老人挑担稻子很吃力，余书记帮他一直挑到生产队仓库。老百姓都很佩服他，说他是好书记。

我是1989年四月部队转业来团州市委统战部从事车辆驾驶工作的。那时对台工作任务紧，担子重，他积极宣传党对台工作、方针、政策，使台胞探亲消除（顾虑）思想。他鼓励并热情周到接待大陆往返的台湾同胞，使他们都觉得有回家的感觉。他对工作任劳任怨，从无怨言。

余国理同志是几十年的老党员，能与保持一致，政治成熟，党性观念强，对党忠诚。能实事求是，热爱本职工作，业务上能精益求精。他尊重领导、团结同志，平易近人。他从不搞特殊，例如，领导看他经常步行到乡镇，统战部唯一的小车就安排给了台办接待台胞专用。他除了工作外，从不私事用车，而且在附近工作能脚走到的地方还是走，从不轻易用车。他总是说经费紧张，能省就省，尽量减少开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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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又朵认真看完，她是既怀念父亲又对马师傅充满感激，抹着泪，说：“谢谢您，马师傅，谢谢您还记得我父亲，您写得真好！”

马师傅深情地说：“姑娘，我当然记得你父亲了，他人真好，他很尊重我，经常说我辛苦，我很感动。你也不要太难过了，你也挺有孝心的，还想给你父亲写传记。”

“孝心也谈不上，他毕竟养育我二十来年，所以总觉得应该为我父亲做点什么，要不然我心不安！”

“我还记得当年你上大学时，你父亲给你寄钱，有几次是我陪他去的，他说你总说不要，你父亲说那怎么行？”

余又朵哭得更伤心了，说：“是的，我很难过，他总是说要我安心读书。”

马师傅安慰道：“已经过去三十年了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”

余又朵稍微收拾点情绪，问到：“谢谢马师傅。我父亲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呢？那个水塘不深呀？”

“你父亲是冠心病住院，可能是走了一段路，病又犯了，一头掉下去了，当时又是早上六点多钟，又没有人看见，那个水塘杂草又多，所以没有人看见……”

“为什么他大清早出院？”余又朵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马师傅摇摇头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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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会不会是谋杀？”

“那不会的，你父亲那么老实，人又好，哪里会有仇人？”马师傅摇摇手，肯定地说。

“单位有没有经济问题什么？”余又朵问。

“不会，这个我知道，一年经费才5千，你父亲常说要节省，计划着花，能省就省。”

“这5千元是我父亲那个部门几个人支配吗？”余又朵问。

“哪有几个人，就是你父亲一个人。”ъitv

“哦，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呀？”余又朵疑惑地问：“佟冬灰不是秘书吗？”

“佟冬灰是统战部的办公室秘书，不是对台办的秘书。”马师傅解释道。

“啊？这样呀？”

“是呀，当年台办只有你父亲一个人，所以你父亲很忙，他做事又认真，事无巨细地忙。”马师傅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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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又朵突然明白，为什么父亲的档案里在对台办工作时，他隔一年就有奖状，原来只有他一个人的缘故。如果有其他人，父亲一定会谦让给他人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又隐隐的痛。

“现在台办还是一个人吗？”

“听说现在有三个人了吧？具体不知道，应该不会是一个人了。”

“马师傅，听说我父亲去世时，给我父亲定的是抑郁症？”余又朵小心地问。

马师傅看看她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肯定，说：“组织上如何给他盖棺定论我们也不知道，都过去三十年，说什么也不重要了。你也不要太在意他人的议论，尤其社会上不了解你父亲的人。”

“据说当时单位很忙，有好几个会议，我父亲台办当时有会议吗？

“可能是有个会议，三十年了，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，你去问问别人。”

走访马师傅后，余又朵回家打开一个铁盒子，又看见了父亲的唯一遗物，那张黑白名片……